中国唯一世界首富被吸血的一生

  这一年，有一位58岁的富豪伍秉鉴（1769—1843），他不但在帝国内部备受瞩目，而且还被当时的西方人视作传奇人物，在广州宣告：

  伍秉鉴的家族自清朝初期迁至广州，到伍秉鉴这里，已经是移民后的第六代了。在这之前，伍氏家族一直籍籍无名，直至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才开始涉足对外贸易。

  1792年，伍国莹之子伍秉钧（伍秉鉴的二哥）创立了怡和洋行，不过在1801年，正值壮年的伍秉钧离世。也正是在这一年，33岁的伍秉鉴从伍秉钧那里接手了怡和洋行的产业，从而开启了缔造一个商业帝国的震撼历程。

  虽然父亲与哥哥为伍秉鉴奠定了事业根基，然而伍家在世界商业史上真正开始发展，却是由伍秉鉴所开创。

  在伍秉鉴所处的时期，清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仅准许在广东开展一口通商贸易。广州身为千年商港以及广东省的省会，成为了唯一的通商口岸，于是乎，这里就变成了全球商人纷纷追逐的商业宝地。这种情形，和1949年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香港有几分相似，一个能够孕育出首富的地方，必然是同时具备天时与地利的。

  1757年，清廷宣称只留存粤海关一处用以对外通商，并且对外贸易的特权被清廷特准经营的少数商行所独占掌控，这也就是后来被俗称为广州十三行的商行。

  仅有寥寥几家商行，便将整个大清帝国的对外贸易完全垄断，这其中蕴含的利润空间自然不言而喻。

  怡和洋行由伍秉鉴接手经营，它是十三行的关键代表。凭借茶叶出口等垄断性贸易的经营，怡和洋行迅速崛起，就像一颗帝国巨富之星缓缓升起。

  在商业竞争的战场上，不管从事何种生意，都没有做垄断生意的前景那样“赚钱”。

  经过多年与官府联合开展垄断经营之后，伍秉鉴的商业版图不仅覆盖国内，还延伸到了全世界。

  借助代理人之手，他居然对美国的铁路生意进行了投资，并且全方位涉足美国的证券交易与保险业务。他亦是当时闻名于世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能够这样讲，在清朝中叶，他是大清帝国独一无二的具备世界眼光的大商人。

  1834年的时候，伍秉鉴曾谈及自己的财富状况。把他在国内所拥有的田地、房产、商铺、钱庄、货物、现金都计算在内，再加上其在全球范围的投资，伍秉鉴表示，他的资产多达2600多万白银。

  虽然家财万贯，但他做生意时，品质与诚信始终是最为看重的方面。当时，广州十三行里也有别的行商从事茶叶贸易，然而由伍秉鉴的怡和洋行产出的茶叶，只要标上“怡和行”的标识，马上就会被外国商人视作最优质的茶叶，价格也随之攀升。

  在对待生意伙伴方面，伍秉鉴同样秉持共赢共富的理念，所以在行商群体中赢得了众人一致的敬重。

  某年，他于洋商那儿揽到了一个百万规模的大订单。就在众人都在谈论怡和洋行又将大赚一笔的时候，他反倒把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邀来一同用餐，接着宣称，这笔买卖要与众人一同去做，共同致富，这让其余行商大为惊愕。

  美国有个商人叫索萨，他因为经营方面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欠了伍秉鉴七万两千多银元的债务。由于没能力偿还这笔钱，索萨被清朝廷限制，不准他离开中国。得知这一条消息后，伍秉鉴主动把索萨找来，然后当着索萨的面，把欠条给撕毁了。

  伍秉鉴讲道，你是我的好朋友，仅仅是运气欠佳罢了，人生总是有起有伏的，我不收你的钱，你赶快回国去吧。

  伍秉鉴凭借诚信经营与待人宽厚的品质，其商业帝国得以迅速扩张，他在商业方面的良好声誉也在全球广泛传播。

  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与弗兰克·萨奈罗在《战争》这部著作里提及，截至1834年，伍秉鉴不但是广州行商中最为关键的一员，甚至或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2001年时，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推出了一个专辑，对过去1000年里全球最富有的50个人进行了统计，在这当中有6名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以及宋子文。

  在这六个人当中，成吉思汗与忽必烈自不必多言。刘瑾呢，乃是明代极为著名的大宦官，和珅则是乾隆身旁头号权臣，宋子文曾经身为国舅。能这么讲，在国外一致认可的中国六个世界首富里面，唯有伍秉鉴一人，完完全全是凭借商人身份发家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格局里，处于士农工商这四大阶层最末位的商人，永远是最为低贱的阶层——即便你是超级富豪，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在帝国官员与政治生态面前地位低微，这一点当时的欧美人看得十分透彻。

  与伍秉鉴处于同一时代的英国人约翰·巴罗曾讲道：“行商在见到官府中职位最低的小吏时，也会颤栗……”

  岱摩发觉，在大清帝国，那些富豪与商人在官员面前的时候，他们的目光最多只能触及官员衣服上的“第九粒扣子”。那第九粒扣子处于什么位置呢？从领口开始数是第一粒的话，那第九粒扣子的位置也就不难想象了。帝国商人内心的卑微之感，即便身为首富也不过如此罢了。

  于是，要想保住这种垄断性的贸易地位，继续在十三行担任行商，大把地花钱，无疑是伍秉鉴的首要之选。

  统计数据表明，在1800年至1843年期间，伍氏家族相继主动或者被动地捐献出了1600万两白银，这其中尚未涵盖各种各样私下里的贿赂与送礼。

  清朝的富豪们在面对政治与官员时内心怀有自卑之感，这就致使他们都会存在一个特性，那便是热衷于捐钱以获取一个虚职官衔，而后穿上官服体验一番。我们如今所见到的伍秉鉴的画像，皆是他身着官服的模样——他通过捐资购得了一个三品官员的虚职。

  “商而优则仕”此现状，不单单体现出商人内心的自卑感，更是其寻求政治庇佑与支持的秘诀。这一秘诀，按照中国商人所秉持的经验来说就是：“一般人我可不透露！”

  也许在大清帝国的商业领域和政治角逐里感到太过疲惫了，自1801年33岁起接管怡和洋行的家族产业，直至1826年58岁时宣告退休，伍秉鉴原本以为，家族的买卖能够毫无阻碍地持续经营，可是他依然严重低估了人生与政治的变幻莫测。

  在伍秉鉴宣称退休过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831年的时候，伍受昌，他是伍秉鉴之子，作为怡和洋行的接棒者，接受了英国人的托付，向清廷恳请准许英国商馆于珠江畔搭建一个码头。

  未曾料到，那时担任广东巡抚的人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大发雷霆，宣称要将伍受昌处以死刑。这可把身为首富之子的伍受昌吓得全身颤抖，立刻下跪磕头请求饶恕。当时同在现场的粤海关监督，平日收受了伍家诸多好处，也一同帮忙求情，伍受昌这才得以幸免。

  两年过后，到了1833年，伍受昌遭遇不幸而亡故，其死亡的原因并不为人们所知晓。已经退休多年的首屈一指的富豪伍秉鉴，在65岁的时候，承受了丧子的巨大悲痛。

  无奈之中，伍秉鉴挑中了自己的第五子伍崇曜来做接班人。在宣告退休之后，他却依旧常常要为家族的生意站脚助威。

  之前提到过，要诞生一个首富，就必然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这三个要素。可是，伍秉鉴及其家族，正在丧失这三项不可或缺的条件。

  由于战争之前清廷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而且只在广东一处进行通商，所以伍家的怡和洋行在垄断生意方面做得一帆风顺。伍秉鉴退休之后，欧美商人对清廷闭关锁国政策愈发不满，一场政治风暴和战争逐渐逼近，即将冷酷地把伍氏家族卷入其中。

  十三行的行商们充当着大清帝国与外商之间的中介代理人角色，平日里，他们还得为自己所对接的外国商人在华的行为作保。自19世纪初起，众多外国商人夹带到中国售卖以谋取暴利，这已然是公开的秘密。

  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朝廷之命前往广东查禁，他首先拿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代表、怡和洋行接班人伍崇曜开刀问责，责令伍崇曜务必让洋商们交出以供销毁。

  洋商们怎会愿意呢？被逼无奈，伍崇曜四处哀求，恳请洋商们拿出些来充充样子，并且他自己又从洋商那儿购得一些，如此才凑齐了1037箱呈交给清廷，盼着能把事情了结。

  1839年，林则徐下达命令，把伍崇曜抓捕入狱。同一年，林则徐在广东虎门大力开展销烟活动。

  虽然经过多方疏通打点，伍崇曜最终得以被释放，然而怡和洋行在洋商群体里的地位，自此便一落千丈。

  伍秉鉴捐钱购得一个三品官衔，到了这样一个时间段，他才最终发觉，那种他穷尽一生极为渴望触及，却又一直远在天边、无法触及的政治力量。

  1840年战争爆发之后，珠江口被英国海军封锁。有一位美国商人记载，在得知战争爆发这一消息时，已达72岁高龄的伍秉鉴“惊得瘫倒于地”，伍家与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想要和平处理问题的尝试终究是化为泡影。

  伍秉鉴察觉到战争不可避免之后，马上捐资助力，期望清廷能够取胜。他心里清楚，要是战争失败，清廷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广东独一无二的一口通商优势，还有十三行的行商们发家致富所依靠的垄断性贸易，必定会分崩离析。

  1841年5月的时候，英军朝着广州步步紧逼。受广东当局委派的伍崇曜，为了阻拦英军前行，和英军的首领义律展开了谈判。最终，双方签订了《广州和约》，其中规定英军要退到虎门炮台的外侧；而清军需从广州城外退出60里远，并且要向英军赔付600万元。

  在这笔赔款里，十三行行商要拿出200万元，而伍秉鉴家族出的钱最多，他们家总共出了110万元。

  由于介入议和之事，伍秉鉴与他的儿子伍崇曜，自此便被冠上了“汉奸”的名号。

  1842年，在第一次战争里，清廷一败涂地。于是，清廷不得不签署中国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该条约有这样一项条款：清廷需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为了凑齐这笔巨额赔款，清廷强令伍秉鉴交出100万元，用以对英国人进行赔偿。

  相较于被勒捐，更为要命的是，由于清廷战败，广东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遭到废除。应英国人的要求，除广州之外，清廷又增添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几个通商口岸。

  五口通商的局面形成了，并且《南京条约》里有这样的规定：取消外商在华经商非得经由十三行行商代理中介不可的条款，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外商从那时候起能够和任何中国人开展商业活动，不再需要行商充当中介了。随着各种垄断特权的不复存在，像伍秉鉴家族之类的十三行行商所拥有的垄断贸易地位就永远成为过去了。

  由于丧失了政治方面的保护伞以及商业的垄断特权，伍秉鉴所代表的首富家族，很快便从神坛跌落。

  在《南京条约》签订过后仅仅数月，1842年12月之时，伍秉鉴于写给他的美国友人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件里如此说道：

  1843年，在寄出那封信半年多之后，75岁的伍秉鉴于大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与世长辞。

  由他一手构建起来的商业王国逐步走向分崩离析。他原以为退休之后便能够安然享受晚年的幸福，然而直至他离世，这样的幸福也未曾降临。

  那些寄生在贸易特权之上的吸血鬼，最终也落得个血被吸干的下场。哪怕他贵为首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也不过是一只扭曲变形的虫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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